日期：2025-05-29 13:35:43
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爱策略，连日的暴雨使关中一带粮食歉收。
实在饿得不行，家住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的董春生决定出门碰碰“运气”。
他担起锄头，来到地里，希望能从田中刨出仅剩的树根或者地瓜，用以充饥。一锄头下去，却被硬物挡着。
他只能放弃工具，用手刨了起来。
不多时，一个绿锈斑斑的大铜圈和铜圈上同样长着绿锈的一对大耳，从土里露了出来。董春生不识此物，却听村里老人说过，这里常出“宝贝”。
他不敢怠慢，小心翼翼地清理掉“宝贝”上的土。很快，一件半米见方的圆形青铜器重见天日。
由于器物太大，董春生一个人搬不动，便叫来了同村人帮忙。
很快，董春生挖到古代大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。
随后，一位古董商人闻讯而来，花了三百两从董春生手中买走了宝贝。
由于此物是从董家村发掘的，村民皆认为是天赐“神器”，不同意商人运走。因此，关于这件宝物的归属，最后闹到了衙门。古董商重金贿赂官府，衙门遂将一众村民下狱，将宝物收归官府，由古董商悄悄运走。
清代著名收藏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碰巧见过此宝。
从宝物“敞口、双立耳、三蹄足”的外在形态来看，张石瓠很快断定宝物应为商周时期青铜鼎。
他俯身查看鼎的内部，发现鼎内壁密密麻麻写着许多铭文。经过仔细辨别和读解，他发现铭文记载的是一段历史。这尊青铜鼎的历史事实以及作鼎者信息，逐渐浮出水面。
从此，这尊在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：毛公鼎。
1
提及青铜器，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墨绿色的大铜鼎。实际上，这并不是它本来的面貌。
早在1万年前，人类就从大自然中发现了一种红色的矿石：红铜。
这种矿石经过反复捶打和提炼后，可以制造出他们想要的物件。但在实际应用中，由于红铜的硬度较低，先民们又发现，单靠红铜，很难打造出最满意的作品。
于是，在不断试错中，先民们将红铜熔炼成液体，再加入铅、锡等矿物质。如此，一件最适合锻造的铜合金，大功告成。
使用它们，先人相继为自己锻造出了铜刀、铜箭等生存工具。
不过，刚炼造出来的青铜器，并不是锈迹斑斑的模样。铜合金被熔炼凝固后，呈现质感如黄金般的样态，金光璀璨。这跟我们如今看到的锈化后的墨绿色外观，相去甚远。
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——黄河流域，并不是铜产地的聚集区。铜的提炼与锻造，在产量上也无法满足先民的日常所需，因此显得十分金贵。
这些早期的“黑科技”产品被打造出来后，基本只用于祭祀祖宗，尊崇神灵，谓之“吉金”。刻在上面的铭文，自然也就成了“金文”。
然而，文明的衰落，历史的变迁，使得曾经担负神圣功能的器物全都尘封黄土之下。经过时间的淘洗，铜和土中的水汽等自然界物质发生反应。从此，那一尊尊闪煞人眼的“神器”，披上了厚厚的绿衣，成了人们追古怀今所见到的“青铜器”。
目前，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青铜器，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生产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。它是一把以“单范式”工艺铸造的青铜刀。
所谓“单范式”铸造工艺，就是在平坦的泥土和石板上进行掏空，形成理想的器物外形，再将烧熔的铜液灌注其中，待其冷却凝固后，自动成型。
不过，这种“单范”的铸造工艺，到底只适合原始小家庭的自给自足。当华夏文明进入王朝时代后，这种简单的铸造工艺就被逐渐淘汰了。
大约4000年前，治水的大禹结束了部落群居生活，在中原建立起第一个王朝——夏。
新的统治秩序诞生，当然需要见证历史的信物。
夏朝建立以后，大禹随即邀请部落首领们共赴涂山大会，商讨国家大事。
为令天下臣服，大禹在涂山大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以往的过失，并请求参会的首领们时刻监督他的行为，责令其改正。如此，方可匡天下正道，安万民之心。
部落首领们返回各自的地盘后，随即将辖区内的铜，悉数奉上，并宣布归附夏朝管制。
大量的铜汇聚于夏都阳城，令大禹一时头疼。后来，他想起了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“历史”，便下令将各地进献的铜悉数熔毁，分铸九鼎，以纪念夏朝一统江山的辉煌。
大禹还命人将各地的山川河流、珍禽鸟兽绘制在这些礼器上，使它们更具地方特色。而九鼎中的“中央大鼎”豫州鼎，则是大禹留给自己的王权象征。
鼎铸成后，即被视为宗庙礼器，神圣不可侵犯。
凭借此“信物”，大禹及其后人，坐稳了九州共主的宝座。
2
大禹的创举，为后世君王在“礼治”道路上作出了表率。
在玉玺出现以前爱策略，作为“礼治”的神器，九鼎就是王权、神权二元一体的绝对象征。尽管在夏禹时代，各地已持续向中州贡铜，以保障王室的生产生活所需，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关于青铜器的锻造始终处于摸索阶段。
为了制造出形制更加复杂的容器，热衷于专研高端奢侈品的贵族们开启了一场“青铜革命”。
在原单范式灌铸的基础上，一种合范技术被发明出来。
工匠们首先用陶土按器物原型雕刻成泥模，然后将调合均匀的泥土拍打成平泥片，按在泥模的外面，用力拍压，使之形成一层厚厚的“外范”。之后，将制作外范使用过的泥模，趁湿刮去一薄层，薄层的厚度即为铸造青铜爵所需的空间，再用火烤干，制成“内范”。内范做好后，将其倒置于底座之上，再将外范块置于内范周围。外范合拢后，上面有封闭的范盖，范盖上至少留下一个浇注孔。
最后，将融化的青铜溶液沿浇注孔注入，等铜液冷却后，打碎外范，掏出内范，将所铸的青铜爵取出，打磨修整即可。
利用这种办法，贵族们还相继制造出了角、斝、觚等青铜酒器。
象征九州河山、帝王权力的九鼎，后来失去踪迹，但贵族们使用的青铜器仍有迹可循。出土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爵，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，距今约3800-3500年，相当于文献中记载的夏代。
青铜爵造型小巧精致，极富美感，底部三足而立，中间细腰收拢，在该容器的最上方，前有“流”，后有“尾”，用爵畅饮时，嘴巴要对着“流”的部分。
不过，由于工艺复杂，散发着璀璨光芒的金属酒器，始终不适宜应用于日常生活中。待它们面世后，很快被用在各种祭祀先祖的神圣场合中。
正所谓“国家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礼治之外，必须辅以强有力的武功，方可使内外咸服。
夏朝建立后，战事始终没有停歇。
大禹死后，儿子启即位，禅让制彻底被世袭制所取代。从历史潮流而言，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。然而，世袭制的出现，毕竟打破了禅让制的选举传承。随后，在夏地有扈氏首领的号召下，夏王朝境内不少倾向禅让传统的部族发起对启王权继承的挑战。
启不甘示弱，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后，便以“恭行天之罚”为名兴兵，与有扈氏大战于甘。双方打得异常激烈，但史书上却仅有启兴兵前的一封诏书称：“用命，赏于祖；不用命，戮于社。”
“戮”，最早的意思即带有戈翏声的厮杀。说明在启与有扈氏作战时，青铜兵器已装配到夏军部队中。
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武器，与文献中记载的夏年代相近，从中可以窥探这一时期的兵戈之影。在石器时代，石制武器的缺点是磨损太快，到了青铜时代，二里头遗址中青铜戈、青铜钺和青铜箭簇等武器的出现，说明青铜器已被投入到军事领域。无论是近战，还是远射，青铜器比石器有着更强的杀伤力，而且不易损坏。
其中，二里头遗址铜戈，是中国迄今出土最早的青铜戈。戈，一般认为是由镰刀类工具演化而来，这种长柄格斗兵器由戈头和戈柄共同构成，竹木质地的戈柄年久朽坏，考古发现中大多只能见到历经沧桑却依然坚韧的戈头。戈在先秦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，汉字中的“武”、“战”等都源自于戈，戈与干（盾）并称“干戈”，成为兵器的代名词。
二里头青铜戈，为长条形直内戈，前端的尖峰恰似鹰嘴般冷峻锐利，仿佛随时都能在战场上撕开敌人的防线，从中可以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技艺，遥想古代战场上的寒光闪烁。
依靠着先进的武器，启很快平定了叛乱，稳定了王朝。
实际上，夏王室并没有有直属天子的常备军队。多数时候，夏王的警卫主要由忠于他的贵族卫队组成。一旦发生战事，他就下达王命召集各地奴隶主起兵勤王。
这样便造成了夏朝王室的内乱持续不断，而外部势力也在夹缝中不断壮大。
夏朝末年，商族逆境崛起，似有灭亡夏朝、吞并天下之意。
而此时，夏朝的君主桀，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无道昏君。
古文献说，桀贪好女色。依靠夏朝的综合军力，他不仅消灭了许多不满其统治的小部落，更将其中的美貌女子强抢至王庭，供其淫乐。
有施氏部落的妺（mò）喜就是其中之一。
曾有诗云：“有施妺喜，眉目清兮。妆霓彩衣，袅娜飞兮。晶莹雨露，人之怜兮。”一见到这样的美女，夏桀很快就着迷了。他回宫后，立即将妺喜册为“元妃”（即夏朝的皇后），万般宠爱。
可妺喜对夏桀只有恨意，所以，无论天子对她有多好，她都毫不在意。不仅如此，自从成了元妃，她就开始筹谋颠覆夏朝的计划。
这时，有莘氏部落的厨子伊尹出现了，他是商族领袖商汤的谋士。
预感到商族对自己的威胁，夏桀在灭有施氏的同时，也着手对付崛起的商族。利用王权，夏桀将商汤软禁钧台。
为了救商汤，伊尹特地觐见了妺喜，恳求她从旁协助自己实施营救计划。
妺喜本身就有亡夏之心，再加上夏桀热爱征伐与美色，继灭有施氏之后又染指岷山氏。岷山氏效仿有施氏，向夏桀进贡美女，以求自保。在新欢面前，夏桀逐渐忘记那个他曾经信誓旦旦想给予一切的“元妃”。
国仇与家恨，使妺喜更加悲愤。
一听闻商汤、伊尹等人久怀“倒夏”之心，她欣然应允，并提出加入他们的秘密计划中。
最终，在伊尹与妺喜的合谋下，夏桀尽失民心，“兵败历山，奔南巢而死”。
3
夏朝灭亡后，“倒夏”的商汤成了商王朝的首任国君。而伊尹，则成了辅弼他的宰相。
商、夏之间的矛盾，使得他们的文化和施政方针多有不同。但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的传统，却丝毫未受影响。
1939年从安阳殷墟出土的后母戊鼎（原称“司母戊鼎”），是商代青铜礼器的代表作，也是我国考古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。在商周的礼制中，鼎是用来向祖先献上肉食的炊器。后母戊鼎重832.84千克、高133厘米、口长110厘米、口宽79厘米，鼎身呈长方形，以饕餮纹为主要纹饰，为商代后期为祭祀商王之母而铸造。铸造这样高大的青铜器，所需的金属应在1000千克以上，而且需要极大的熔炉，可见商人青铜技术的精湛。
商代初年，作为史上最著名的“厨子宰相”，伊尹有着丰富的烹调美食经验。就连给商汤分析天下大势及为政之道时，他也不忘给对方煮上一锅汤，以烹调五味为引，劝导商王救民于水火。
因此，商朝开国不久，青铜器就在祭祀功能之外，被王朝大力推广至人们的日常餐桌上。
鉴于以往生产出来的青铜器形制单一、工艺落后，商朝贵族为了安享一顿盛宴，花了不少心思对青铜器进行改造升级。他们认为，神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。所以，在使用青铜器时，自己与祖先所用的规格不能等同视之。
商朝人开始在青铜器上雕刻出不同的纹路。如祭祀先祖时，人们准备三牲太牢，就以不同的纹饰形象印刻在对应的青铜器上，寄托威严、荣贵的幻想和希望。
有意思的是，同一时期的三星堆人在祭祀上却不想运用简单的抽象化处理。他们选择了一条与中原风格迥异的青铜祭祀之道。既然是祭拜祖先，那祭品的器皿上怎能缺少祖宗形象呢？于是，参照先人模样，他们制造出了各种又高又大，方脸凸目的青铜人像。
对于日常吃喝玩乐，商朝人有更细致的美学实践。
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，到了商朝，粮食第一次出现剩余。粮食的丰富，推动了商代酿酒工艺的发展。祭祀需要用酒，平时宴飨也需要用酒，故商朝对青铜器在餐饮上的应用，首先立足于酒器革新。
他们发现，平常用于祭祀的酒爵，爵身扁平，即便设有三角支撑的杯足，很多时候也容易在祭祀大典上倾倒，引发众神之怒，责怪在位君王。
所以，商朝工匠们干脆将酒爵设计成底部稳实的觥。一来，觥体宽阔可以注入更多的酒。二来觥圆润的身躯，不至于在风中凌乱。
从商父乙觥中可以发现这种青铜酒器的实用美学。父乙觥由盖、身、鋬和圈足等几部分组成，觥盖前端有一兽首猛然抬头，双角凌厉上翘，铜铸的双目保持着圆睁的威严；再看觥体的周身，凤纹飘逸，振翅欲飞，勾勒出动静交织的神话画面。
商人大量饮酒固然与风俗习惯有关，但酒品的大量消耗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时的酿酒工艺尚未成熟。为满足商人大量饮酒的需求，工匠们又相继发明了尊、罍等大型容酒器。
尊，作为一种大中型的盛酒器，有圆腹或方腹的器形，口径较大，主要用来存放酒。
诞生于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——四羊方尊，为我们还原了尊的精美形制。四羊方尊出土于湖南宁乡，呈方形器身、方口、长颈、高圈足，高58.3厘米，口长52.4厘米，圆雕、浮雕、线雕集于一器，四边装饰有蕉叶纹、三角夔纹和兽面纹。四羊方尊最生动的部分，当属其肩腹部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山羊，羊首花纹精丽、伸出器外，又与器身有机地结合为一体，大大丰富了尊的造型，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。
罍，也是一种盛酒的容器，具有小口、广肩、深腹、圈足的特征，带有盖子。
商皿方罍，号称青铜器中的“方罍之王”。皿方罍，通高 84.8 厘米，器身高 63.6 厘米，因其为方形器皿，以及器口铭文“皿而全作父己尊彝”而得名。皿方罍以云雷纹为底，饰有兽面纹、夔龙纹、凤鸟纹，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，正面腹部下方有一个兽首的鋬（器物侧边供手提拿的部分），器型硕大，雄浑庄重。这件青铜器可谓命运多舛，1922年出土后，器身与器盖一度长期分离，分别在海外和国内流传，直到2014年才在各界的努力下完成合体，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。
与早先出现的爵不同，尊、罍等都考虑到了酒体贮藏。为避免过多的酒精挥发，设计者们通通为它们量身定做了盖子，尽可能降低容器中的酒与空气接触。
参照祭祀，商代工匠又在尊、爵的切换中，发明出分酒器“壶”“卣”等。与大型容酒器类似，它们的瓶口也是带盖的。同时，为方便贵族们在酒桌上互相“满上”，设计者还专门以铸焊的方式在瓶身上，加了道“横梁”，便于贵族们拿起。
河南辉县出土的祖辛卣，为商代青铜卣中的典型代表。古朴典雅的造型与华美繁复的纹饰熔于一炉，器口与盖以子母扣严密合缝，鼓腹下垂，圈足稳健。盖顶置菌状钮，盖缘与器身对应伸出四条扉棱，构建出精美绝伦的立体轮廓，腹部高浮雕的鸟眦目凝视，营造出神秘威严的氛围。盖内与器底均铸有“祖辛”二字铭文，这是商代其中一任君主的称号。
防止有人不胜酒力，提前喝趴下，贵族们还特地找人设计了一种用于调和酒味的器皿——“盉”。青铜盉是一种调酒器，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，主要用来温酒或以水调和酒水的浓淡，其特点是圆口、深腹、三足，一般带有细长的流管。
自此，商人终于可以放开肚皮猛灌酒了。
有了美酒相伴，商代贵族们的餐桌又怎能少得了高级肉食？
在农业耕作水平发展的背景下，商朝的畜牧业也迎来了一次发展高峰。甲骨文中，人们形象地将猪圈写作“圂”，把圈养牛写作“牢”。
而通过人类驯化的猪、牛、羊、马、犬、鸡等六畜，除了供给奴隶主驱使以及祭祀祖先外，大部分都成了主人家补充营养和体力的主要来源。
这时候，有一口好锅，对商代贵族而言，便显得十分重要。
作为调和五味的“宝器”，鼎在商代除了日常祭祀，就是奴隶主家中最大口径的锅。由于体型巨大，多数时候奴隶主会沿用其祭祀的功能，在鼎中烹饪大型肉食。
不过，大火易将铜合金的锡析出，致使青铜鼎结构不稳，因此，更多情况下，华丽的青铜鼎只能用来盛放肉食，以彰显主人家的高贵。
为了吃上一口热饭，奴隶主斥巨资设计了一套青铜炊具“甗”。它分上下两部分，上半层可用于盛放食物，名叫“甑”。甑的底部有一层满布小孔的箅子。下层是“鬲”，用于盛水。每只甗的底部，还如鼎一般设置多足，可将它们架于火上烤。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蒸锅。
“食而能知其味”，为了给贵族更直观的视觉和味觉享受，工匠们还特地在各式青铜器外立面中加入云雷、夔龙等纹饰，除了表明青铜器内的食物原型外，更彰显了主人家的身份和地位。
可惜，在如此品类繁多的饮食形制中，商朝还是亡了。
与夏朝相似，商朝也亡于外患——上古周氏族崛起。
周人原本是商朝边陲的一个小部落。因戎狄入侵，领袖古公亶父遂将部落迁至周原（今陕西岐山北）。
抵达西岐后，周人开始“脱戎俗，筑邑定居”，学习商朝的农业文明。为了在当地站稳脚跟，古公亶父及其后人大力与当地羌人联姻，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。
古公亶父去世后，幼子季历即位。季历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，他在位期间，师承其父遗嘱，在当地大兴水利，发展农业，推行仁义，富民强军。不多时，周就成为商朝实力最强的外夷部落。
周的强大，引起了商朝的注意。
为了遏制周氏族的发展，商王室不断利用周族去跟外来戎狄硬碰硬，打算通过战争消耗周部族的有生力量。
不料，通过“以战养战”的方式，季历率周人愈战愈强，商王文丁亦不得不对季历一赏再赏。几轮下来，季历成了商王室钦命的“商朝西部众诸侯之长”。
周室借消灭戎狄，大力扩充自家军力的举动，终于引起了商王文丁的恐慌。借重赏季历之机，文丁将其调入殷墟，伺机命人暗杀。
季历的突然死亡，并没有暂缓周人的扩张进程。季历之子姬昌，也就是《封神演义》中受人尊敬的西伯侯，在即位后秉承父、祖遗志，周氏大力发展军备。到了商纣王时代，他们的势力范围已推进至河洛地区。
这里是商朝的发源地，周室的崛起，自然引起商纣王的高度重视。
效仿祖父文丁，商纣王“杀周太子历，囚文王昌”，周人与商王室的矛盾最终公开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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