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期：2025-05-29 13:54:14
甲子日的黎明时分，历三世苦难牛来乐，周武王姬发终于将“倒商”大军陈列于朝歌王畿之外的牧野。
武王姬发是周文王的继承者，这一仗，是他复仇商王朝的终局之战。
开战前，他紧急召开了一次全军誓师大会，向身后数十个方国的数万“倒商”弟兄阐述自己的作战理念。
他称，古人常云“牝鸡无晨，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”，如今商纣王只听妇人之言，对祖宗祭祀不闻不问，对兄弟亲族过分刻薄，任由佞幸之人在朝中为非作歹，是为本末倒置。今我等理应替天行道，匡扶正义。所以，我们的行军要保持良好的阵型。要像虎、貔、熊、罴一样杀往商都的近郊，不要迎击和杀戮跑过来投降的人，他们将会有助于我们。努力吧，将士们！你们若不奋战，上天也必将会对你们的行为严惩不贷。
武王的鼓舞，彻底点燃了联军的复仇怒火。
延祚五百余年的商王朝，随着商纣王的一把大火，通通化作了灰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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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野之战的发生时间，多年来都是史学界的未解之谜。直到一尊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出土，武王克商的具体年份才被清晰地揭示出来，并定格在公元前1046年。
这尊名曰“武王征商簋”的礼器，还有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名字：利簋。
利簋通高28厘米，呈圆形两耳方座，有兽首双耳垂珥，器身饰以饕餮纹，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威严感。根据器内底铸铭文记载，作器者名“利”，他随武王参加牧野之战，胜利后受到奖赏，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。利簋铭文中的“武王征商，唯甲子朝”、“克昏夙有商”与《尚书》中周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、一日而破纣之国的记载相吻合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在商周大战前，“簋”这种器皿已为贵族们广泛使用。
簋的形制多为侈口、深腹、圈足，呈上圆下方的形状。因此，人们认为以它盛放黍、稷、稻、粱等食粮，不仅可以呈现丰收景象，更重要的是，上圆下方合阴阳学说中的“天圆地方”，利于国君弘扬“抱天守地，天人合一”的政治思想。
于是，从簋开始，大量拥有广口且上圆下方的青铜器被逐渐运用到祭祀上，以彰显使用者的身份、权力和地位。
与之相适应的，在周王朝随后公布的礼乐制度中，青铜器的使用数量，也成了贵族明尊卑、别上下的标准。所谓“藏礼于器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周代商，最大的历史意义就是，天下从信鬼神转化成尚文教。
鉴于前朝灭国的教训，周初自上而下，大力提倡勤劳耕作，以恢复经济生产。
经过数十年的经营，天下九州农业、手工业等各行各业发展迅速。周畿都邑间“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。二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”。
物产的丰富，再次将以青铜器为载体的饮食文化推向历史的顶峰。
在礼制的规劝下，周朝贵族普遍认为吃饭是头等大事。除了鼎簋规制外，对于吃饭，他们还有“井泥不食”，“毋抟饭，毋放饭，毋流兽，毋咤食，毋啮骨”等规定。
正所谓“礼之所及，乐必从之”，如果说“礼”是周代社会等级规范和礼仪，那么，“乐”则是在“礼”之下的一种社会表现形态，两者相辅相成。
周成王继位后，武王的弟弟周公辅政。
周公辅政期间，继承武王遗志，安抚殷商遗民，营建成周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。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尊记载了这段历史。
1965年，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尊流落民间，被当地的废品回收站收购。博物馆工作人员偶然间发现了它，赶紧将其收回。后来，有位青铜器专家在清理上面的锈斑时，发现了尊内的12行铭文，因其中有“何尊”字样，便称之为“何尊”。
何尊的造型为圆口方体，因合金中含锡量较高，部分器身呈现出油亮的黑色，颈饰兽形蕉叶纹与蛇纹的组合，中段饰卷角兽面纹，圈足也为兽面纹，高浮雕的兽面呈巨睛利爪之态。
何尊铭文讲述西周初年的往事，其大意是说：
周成王在位时，在周公的辅佐下营建成周都邑，对其父武王进行祭祀。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宗族小子“何”进行训诰，讲到何的的先父曾追随周文王姬昌，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统治万民，周武王灭商后，又在河洛一带告祭于天，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。何一家因功受赏，作尊纪念，以示荣耀。何尊铭文中有一句：“余其宅兹中国，自之爻民。”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，“中国”一词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迹。
礼乐制度方面，周公十分反对“淫乐”。他认为，既然有良好的等级制度，那就应该在里边增添各种适宜当下物质、精神生活所需的内容，使之更加完善，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，为周王室的宗法制服务，同时也可威慑群邦，恩化他国。
在分封制的基础上，周公提倡“制礼作乐”，将礼乐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，普及四方。
礼乐制度的建立，使西周贵族间的宴乐多了一项“雅乐”传统。
所谓雅乐，即祭祀天地、神灵、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。周人运用雅乐，强调的是它与道德的配合宣传，平常演奏雅乐时，必须动作缓慢，声调平和。
雅乐没有艺术性的制约，以和平中正为原则，以庄严肃穆为标准，所以，发声悠长、沉稳的钟、镈、铙、石磐等自然是宴乐乐器的首选。
这些乐器按发音高低排列牛来乐，就形成了中国古代五声音调中的“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”。搭配宴饮中出现的各式珍贵佳肴，周天子“钟鸣鼎食”的画卷就此展开。
正所谓，“天下有道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。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宗周钟，至今依旧散发着西周宗庙的庄严气概。宗周钟为西周常见的“甬钟”，钟体上端的柄状物叫作“甬”，演奏时钟口朝下，钟柄加环悬挂，钟身两面共装饰36枚高突的长形乳丁纹，装饰华丽，庄重典雅。
宗周钟上的铭文表明，该钟铸于西周王朝第十代王周厉王时。为了抵御南方的淮夷入侵，周厉王效仿历代先王，亲自率军征讨，取得胜利，随后接见东、南各地26个邦国的代表。此战后，周厉王制造这件宝钟，感谢先王保佑，祈求四方太平。
然而，周厉王在位时倒行逆施，不顾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劝谏，反而独断专横，实行高压政策，别人只要稍不如他的意，就会受到惩罚，吓得人人自危，谁也不敢说周厉王的坏话，人们在大街上遇见，只能互相递眼色（“道路以目”）。于是，公元前841年，忍无可忍的国人发动了“暴动”，赶走了周厉王。此后十四年间，宗周无主，诸侯推举召穆公、周定公主持朝政，史称“共和时期”。直到周厉王死于彘地（今山西霍州东北）、太子静长大成人，大臣们才拥护太子静继位，即周宣王。
在文章的开头，我们讲了毛公鼎出土的故事。
毛公鼎也是西周礼乐制度的产物，其年代正是周宣王在位时期，此鼎通高53.8厘米，口径47.9厘米，为典型的双立耳、三蹄足青铜鼎，造型浑厚古朴。鼎内铸有铭文32行、近500字，是目前已知篇幅最长的青铜铭文。王国维先生对此称赞道：“三代重器存于今日者……文以毛公鼎为最多。”
毛公鼎的铭文为后世讲述了它的由来：作为西周后期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君王，周宣王即位后选贤任能，励精图治，一度造就“中兴”之势。毛公是宣王时期的宗室大臣，周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的内外事务，并给予他宣示王命的特权，赐予他大量华贵物品，鼓励毛公以善从政。毛公为表示感恩之情，铸造此鼎，篆刻铭文，希望后世子孙感念周天子的恩情，尽心尽力拥戴周王。
在毛公鼎的铭文中，依稀可以看见“宣王中兴”的局面。但是，明尊卑、定规矩的礼乐制度产生，也伴随着奴隶制的残酷发展。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、军事作为支撑，再好的制度，崩塌也是瞬间的事情。
西周末年，周王室出现了一位与上两代末世之君性格类似的周幽王。史载，周幽王在位期间，任用虢石父为上卿，推行暴政，宠爱美女褒姒，百姓怨声载道。
可能是后世为了维护西周的礼仪生态，在阐述西周灭国的事实上，将责任全部都推到了褒姒身上。
与妲己、妺喜类似，她也有着亡国美人的特殊性。据说，周幽王自从得到她后，她一直面若冰霜，入宫以来未曾一笑。周幽王对此十分苦恼，不惜以千金求计，只为博得美人一笑。
这时，佞臣虢鼓给周幽王进献了一个馊主意，建议大王以烽火传讯、擂鼓阵阵的方式，力促褒姒大笑。
烽火本是古代一种紧急的军事通讯手段，由国都到边塞，沿边都设有烽火台。每当有敌入侵时，士兵必点燃烽火向王畿报信，同时也向附近诸侯发出预警，让他们组织兵力勤王。
可周幽王不管这些。他采纳了虢鼓的建议，带着褒姒，登上了骊山烽火台。
一时间，狼烟四起，烽火冲天，各地诸侯一见王室预警，以为戎狄再次率军来犯，遂点齐兵马，赶赴骊山救援。
褒姒见千军万马应召而至，觉得十分好玩，不禁嫣然一笑。
见美人如此开心，周幽王决定再来几次。久而久之，见着烽火，诸侯们也以为是昏君罔顾祖宗家法，戏弄诸侯，大家都不来了。
周幽王十一年（前771），申侯联合鄫国、犬戎发兵攻打周王室。周幽王紧急点燃烽火，欲召集诸军共讨之。怎料，一兵一卒都没来。最终，犬戎大军在骊山下俘杀周幽王，西周走入了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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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侯勾结犬戎发兵攻打周幽王，曾抱有劝大王远离“祸水”，恢复妹妹申后以及太子姬宜臼地位的想法。因此，周幽王死后，姬宜臼在诸侯的拥戴下，继承王位，史称周平王。
为避免他人诟病，周平王率众迁都洛邑（今河南洛阳）。
至此，失去根基的周王室陷入衰落。
周王室的衰微，让昔日饱受礼制束缚的诸侯彻底放飞自我。
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，不仅亲自跑到中原，向刚刚登基的周定王询问鼎的轻重，更是不顾过去礼制的要求，自己公然在封地中僭越使用王号，全然不顾周天子的脸色。
楚庄王的表率，使得各国诸侯对礼制束缚阳奉阴违，礼乐渐趋崩坏。
位于山东的齐公，率先将周天子赐下的礼器丢掉，重新打造一批精美的青铜器，订立自己独有的礼乐制度。
而一向雅好音乐的曾侯乙，则聚合全国之力，替自己打造了一副可以演奏七声音阶五个八度，由六十五件全套编钟组成的青铜乐阵，享受如帝王般的宴乐规格。
曾侯乙编钟，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（今随州）擂鼓墩曾侯乙墓，如今已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。这套来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礼乐重器，在埋藏两千多年后，仍保存完好，依旧拥有优美的音质，仿佛将世人带入古老而遥远的音乐现场。曾侯乙编钟按照乐律的规则，分上、中、下三层悬挂，上面是钮钟，中、下层是甬钟，还有一口特殊的钟，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镈钟。镈钟内铸有31字铭文，大意是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后，专门制造这件镈钟赠送给曾国，以示吊唁。
此外，其他的钟、钟架、挂钩上，还有三千多字的铭文，经过学者考证，原来这是敲响曾侯乙编钟的秘籍，其中标识了每口钟的悬挂位置、敲击部位以及具体乐音。根据这部“演奏攻略”，曾侯乙编钟重现昔日辉煌，从古老的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到现代常用的七声音阶，编钟都可以进行演奏。考古学家和文艺人士多次合作，通过复原编钟，尝试奏响了很多中外名曲，碰撞出青铜的声音。
除此之外，作为今天湖北地区的一方诸侯，讲究享受的曾侯乙还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青铜“冰箱”——冰鉴。
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；外部为鉴，鉴内置一尊缶。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，夏天可以放入冰块，冬天则贮存温水，尊缶内盛酒，这样曾侯就可以喝到“冬暖夏凉”的酒了。
为了制造出更多适合诸侯们享乐的青铜器，各国工匠们轮番进行探索，终于在原合范式浇筑法的基础上牛来乐， 发明了一种名为“失蜡法”的新浇筑技术。
这种技术首先使用蜂蜡一类的易熔材料灌注成模型，然后在其表面挂泥浆，硬化成壳以后再进行加热，最终使蜡熔成工匠们所需的青铜器铸造模具。
失蜡法的出现，使青铜器的匠造技艺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利用这种熔模精密铸造工艺，春秋战国时代的匠人们为贵族创造出多种引领风潮的错金银、镶金玉等青铜玩物。它们自诞生之日起，就带有明显的色彩对比和古典雅致的艺术张力。
礼乐崩坏带来的另一重影响，就是“礼乐自诸侯出”。
春秋战国时代，失去周天子管束的诸侯们自主发起战争，攻城掠地，兼并弱小。由于武器的配备以及铸造工艺、材料等直接影响战争的结果，因此，青铜武器的铸造和批量化生产也备受各国关注。
南方的吴、楚、越等国均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冷兵器铸造大国。兵器业的发展，更是造就了干将、莫邪、欧冶子等一代铸剑名家。
公元前494年，吴王夫差在夫椒山一举消灭了犯境的越国军队。随后，被围困于会稽山中的越王勾践，依照议和条件，入了吴王宫，甘为夫差驱使。
在吴国宫中，越王勾践足够“乖巧”，令昔日视之为对手的吴王夫差颇为放心。即使有伍子胥等老臣力谏夫差“斩草除根”，敢于在敌国君主面前“尝粪”的越国君主勾践，依旧安然无恙。
眼见勾践完全“臣服”，吴王夫差便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 让其返回故地，好好做人。
面对一贫如洗的国家，勾践郑重地立下了目标，要“十年生聚”，“十年教训”。细化工作就是，在内政上实行发展生产、奖励生育及尊重人才等政策，以安定民生，充裕兵源，收揽人心，巩固团结，从而增强综合国力；在军事上，实行精兵政策，加强训练，严格纪律，以提高战斗力。
勾践多项改革，成功恢复了越国曾经的战斗力。《越绝书》载，“鸡山、豕山者，勾践以蓄鸡豕。将伐吴，以食士也。”
看着越国从未断过辱国之恨并一步步壮大起来，伍子胥未免有些惊慌。他赶紧向吴王夫差报告了越国当下现状，希望吴王再发重兵，一鼓作气灭了越国，以绝后患。
哪料，夫差彼时正沉浸在北伐齐国、会盟中原的喜悦中，对伍子胥的良言充耳不闻。
担心吴国日后鱼烂而亡，伍子胥特地让其子投奔齐国，保留血脉，此举却为奸臣伯嚭事后告知吴王夫差。
公元前484年，苦苦撑持吴国大局的伍子胥被夫差下令赐死。临死前，这位名相留下了一句遗言：“请将我的双眼摆在阖闾城的东门之上，我要看见越国的贼兵入城灭吴！”
伍子胥一语成谶。
两年后，吴王夫差率领精兵北上黄池（今河南省封丘县）会盟，吴国内部空虚。勾践抓住时机，率领军队攻打吴国。吴国元气大伤，夫差被迫求和。
但勾践从未忘记辱国大恨，四年后，卷土重来，在笠泽大败吴军，从此吴国一蹶不振。
公元前473年，勾践攻破阖闾城，夫差自尽身亡。想起伍子胥曾经的谏言，他悔恨地留下一句：“吾无面以见子胥也！”
事已至此，后悔无用。
越王勾践的胜利，使其坐稳了春秋最后一任霸主的宝座。而那把曾经陪着他南征北战的宝剑，至今也成为了举世惊骇的王者之剑，静静地躺在博物馆中，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
越王勾践剑全长55.6厘米，剑身有“越王鸠（勾）浅（践）自作用剑”的鸟篆铭文，剑格正面镶嵌蓝色琉璃，背面镶嵌绿松石，剑首内刻呈圆箍形，有间隔0.2毫米的11道同心圆，可谓巧夺天工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历经两千四百多年的深埋后，越王勾践剑出土时仍毫无锈迹，剑刃依然锋利，彰显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剑铸造的高峰。经过研究发现，越王勾践剑之所以保存完好，有剑中铅含量较少、墓葬环境隔绝空气与剑鞘保护等原因。
然而，从更大的层面上讲，吴、越的崛起，恰恰说明了周天子的权威已经羸弱至极。礼乐制度的彻底崩坏，致使青铜器走上了一个历史巅峰后，迅速衰落。
就在春秋诸侯忙着拿青铜武器互相对抗时，一种新的金属制品诧然问世。
它是铁，一种比铜的储量更大、硬度更高的金属。无论是用作兵器，还是用作农具，它都比青铜器更胜一筹。
一个新的时代，已经显露了锋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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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前464年，越王勾践薨，春秋霸主再度缺位。没有了盟主，各国不得不加强自卫，天下纷争愈演愈烈。
大国争霸，上百个小国，争到最后就剩局部统一的战国七雄。
到底鹿死谁手，就看谁更具改革精神。
列国中，魏国、楚国、韩国相继发起规模浩大的深度改革，但坚持到最后的、改革最彻底的却是秦国。
秦君的祖先原是替周天子牧马的秦非子。只因西戎入侵，秦襄公曾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，被封为诸侯，赐居今陕西岐山至沣水一带的土地，跻身诸侯争霸之列。
当诸国都围绕周礼强调的“王道”探索发展之路时，秦国的制度设计师商鞅却一改过去的虚浮，直言“霸道”方可统一天下。
在秦孝公的支持下，商鞅顶住压力，率先在国内颁布了《垦草令》，拉开变法的帷幕。
当时，秦国耕力在列国中排倒数，商鞅提出“废井田，开阡陌封疆”，对田亩制进行了改革，允许秦国百姓留有“私田”，只需要他们如实报告给官府，并由后者登记造册即可。
为了保障国家的税收持续而稳定，商鞅规定，秦国私田多少，将以百姓参军后所立的军功为考核标准，功高则田宅多。当然，贵戚禄厚，所要承担的赋税和对国家的责任就越大。
为防止贵族们瞒报私产逃税，商鞅动手改革了秦国的度量衡制度。他规定，“十六点二立方寸为一升”，并为此订做了统一的商鞅铜方升。
商鞅铜方升为长方形的青铜有柄量器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方升，是商鞅变法时期监制的，上面有两段铭文。第一段铭文的大意是，秦孝公十八年（前344），也就是齐国派遣使团来访的这年冬天，秦孝公任命大良造商鞅制作了这件标准量器。第二段铭文在底部，刻于这件量器诞生的120多年后，那时已是秦始皇嬴政在位，众所周知，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号称皇帝，商鞅方升上第二段铭文书写的“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，皆明壹之”，即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物证。今天，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依然能发挥它独有的刻量功能，将信息准确无误地反馈给人们，按照测试，它有202.15毫升的容量。
凭借着刻度精准的测量工具，商鞅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改革的设想。
公元前338年，商鞅被杀，但变法通途却没有在秦国戛然而止。秦国“奋六世之余烈”，终在商鞅死后117年统一天下。
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将“皇”和“帝”合用的君主，秦始皇对在国内实行许久的度衡量制度，情有独钟。
针对各国文字不一、度量不同的现状，他颁布“书同文，车同轨”的政策，统一大秦帝国的度量衡标准。
模仿商鞅，秦始皇设计了一款新型的测量工具：始皇诏铜方升。它的测量刻度与商鞅方升略有出入，但总体仍是沿用前者超前的设计理念。
秦始皇统一天下，标志着自周平王东迁以来引发的乱世走入了历史。
作为上三代最重要的神器，青铜器自然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，渐埋尘土之下，结束了一个时代的辉煌。
青铜不再，但它所承载的文明礼制，却镌刻在国人的血脉之中，代代相传。考古学上讲“透物见人”，了解中国，理应从青铜器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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