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期：2025-05-29 13:56:24
虽然如同帝国的太阳盛鹏优配，但秦始皇仍无法避免被凝视。
刘邦到咸阳，见到秦始皇出行的排场，感叹道：“大丈夫当如此！”秦始皇游会稽，渡浙江，项羽见到如此盛大的场面，也动了取而代之的念头。
后来，皇权成了不可直视之物，再难有人像刘邦、项羽一样轻易生出僭越之心。每当皇帝出行时，人们的灼灼目光纷纷看向了车驾上的另一个人。
武帝朝，金日磾“出则骖乘，入侍左右”，霍光“出则奉车，入侍左右”。宣帝朝，杜延年“出即奉驾，入给事中”，张彭祖“出常参乘，号为爱幸”。元帝朝，史丹“出常骖乘，甚有宠”。哀帝朝，董贤“出则骖乘，入御左右”。……
与皇帝同车辇，意味着权势滔天。此时，人们可能会想：皇帝身旁的那个人，可否取而代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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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天下人来说，皇帝制度的确立，究竟有何意义？
庶民百姓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死于斯，葬于斯，生活中接触的人，要么是家人，要么是邻里。圈子不会太广，无论是婚姻，还是出行，基本不出县境。成年男性要外出服兵役和徭役，远赴边塞或是都城，通常也就一年。小吏多在本地任职，少部分人能够出差公干，极少数人能够升至二百石，脱离乡里在全国游宦。除此之外，人们见识世界的机会并不多。
刘邦是熟人社会的一个异类。他做过张耳的宾客，云游四方；去咸阳服徭役，见到了秦始皇；任亭长时，押送罪犯到骊山。像他这样能够跳出乡里的人，在社会中占比极其微小，比如长吏、博士、太学生、大商人、游侠等。这些人占据了史书几乎所有的篇章。
战国以来，官僚制产生，郡县制逐步完善，人们与陌生世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某种联系。墨家讲兼爱，儒家讲仁义，法家讲法，道家讲道，都是在给一个全新的世界提供解法。
帝制建立后，绝大多数的臣下和百姓，皇帝终其一生也不会认识，但他们之间天然拥有了一层上下级的关系。尽管庶民“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”，一旦被贴上“民”的标签，就变成人格化的赋税和力役，正所谓“见万民碌碌，犹群羊聚猪，皆可以竿而驱之”。历史之中不乏“民贵”“民本”的论调，但难掩君民关系空洞、疏离的本质——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，虽一触可破，却总是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秦帝国的失败，也说明了这一点。齐地有齐俗，楚地有楚俗，晋地有晋俗，对关东人士而言，在后世看来相当成熟的秦法是一种违反人性的东西。成为“秦民”，意味着要横跨千里跑到关中或者边塞输租服役，如此，谁会想成为帝国的一分子？
汉武帝时期，朝廷对外用兵、兴建宫室的规模，比秦朝更大，时间也更长，关东百姓付出的代价也比秦朝更重，却未激起秦末那样强烈的反抗。中间经过了一百多年，百姓似乎已将“民”的身份默默忍受下来，融入到帝国秩序之中。是他们不懂得反抗吗？倒不如说，由于他们处于封闭社会，相互隔离，难以形成合力，才会被区区一个皇帝、一群官吏给轻易统治了。
反过来，皇帝要做的就是控制或笼络那些能够跳出乡里的人。刘邦建国后，“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”，此后百余年间，汉朝坚决执行这一政策，如“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”，“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、云陵”，“徙郡国豪杰任侠及有耐罪以上”，“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茂陵”等。
元朔二年（前127），汉武帝想要强迁富豪，家境贫寒的郭解也在名单之中。此人任侠杀人，虽不富有，但影响力极大。他入关之后，关中人士纷纷与之交往。汉武帝很快对其动手，捉拿郭解，有人为其求情，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道：“解布衣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，解虽弗知，此罪甚于解杀之。”
手下杀了人，郭解不知情，这比他亲自杀人危害更大。公孙弘为什么这么说？
因为这意味着郭解的声望已经大得吓人，做任何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，甚至不必让他知道。往深了想，如此权威恐怕比得上皇帝了吧？
此话一出，郭解非死不可。
与此同时，形形色色的豪族大姓涌入关中，成为维护体制的力量。齐国贵族田氏就分化出好几个大家族。比如汉武帝晚年的丞相田千秋，其先祖于汉初徙居长陵。再如田氏改作法氏，“齐襄王法章之后。秦灭齐，子孙不敢称田姓，故以法为氏。宣帝时，徙三辅，世为二千石”。汉末的第五伦本为田氏后裔，由于田氏迁徙的次数实在太多，竟然以迁徙的次第为姓氏。那时，第五伦家族已是京兆郡大姓了。最讽刺的一个例子是，霍光幕僚田延年的先祖乃是汉帝国徙陵政策的“受害者”，而他本人却成长为一介酷吏，专事打击地方豪强。
只有处于帝国秩序之外的地方精英，才是真正的“关东余孽”。
既然帝国体制不可抗衡，如何才能破除这种疏离、空洞的关系？答案还是熟人社会那一套。国家虽然能榨取民脂民膏，但对乡里的控制是有限的，各地的“风俗”依然在发挥作用。每个王朝末期都有一种积重难返的无力感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乡里私情侵蚀了统治。而跳出乡里的人，多半精通人际交往的种种规则——请客吃饭、迎来送往、相互扶持。当他们进入陌生世界，自然会将人情携带进去，以抵抗冷冰冰的律令、制度和礼仪。
皇帝其实也想从帝国体制中逃逸出去。即便每个天子都自诩为天下的、公家的化身，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、有感情的人。他们生活在深宫之中，脱离现实，见过的大臣不会太多。正月的元会、朔望的朝见，都是程式化的流程。兄弟因储位之争相互防备，只有母家和妻党可以亲近。对皇帝而言，最悲哀的，不是感情促使关系得以稳固，而是稳固的关系培养了感情。
不过，皇帝既然是权力的顶点，世上大部分的私情与私爱都将向他涌去。他的每一个私心，都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，比如侍从之臣成为决策首脑，比如宦官、外戚被重用。
而广大的“民”，为了不沦为猪和羊，只能拼命向上位者献宠。史书里几乎全是争宠的描写，无论出身、性别、职位。事实上，能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人，基本都是幸运者。很多人走出了乡里，却未能爬到高位，等不及史书的一笔，人生就已经戛然而止了。
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出土的《日书》里有“居官图”。居官图相当于当官指南，用来预测官吏前路的吉凶。当官就像爬金字塔，有升有降，如官运不顺，“一曰除（免职），二曰赀（罚钱），三曰耐（轻刑），四曰刑（重刑），五曰死”；如官途亨通，“一曰进大取，二曰多前毋□，三曰□□□，四曰深入多取，五曰臣代其主”。
西北烽燧遗址出土了一封汉代的私人信件。写信者是一个名叫孙赏的小吏，写给他的长官宋巨卿。信中内容大致为，他因左右有事，不能到舍中问候长官的起居；随后长官接待府君，他又因病不能去，故请求长官谅解。
敦煌汉简里也有一封信。一个叫“政”的人，在定襄郡（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）任职，写信到敦煌，要一位名叫幼卿的官员照顾自己过去的同事王子方。政还在信中大倒苦水：任职五年多，没能升迁，“道里远辟，回往来希，官薄身贱，书不通”。多半是因为交通不便，与官场中人联系太少，才不能升迁。
即便在偏远的地方，人们仍在反复练习沟通的本领，巴结着长官，积累着人脉。他们相信有一天机遇降临，自己可以走上朝堂，幸运的话，还能成为皇帝身边的那个人。这份愿望，让无数人在漂浮的帝国幻象中找到了立身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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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元二年（前87），汉武帝突染重病，不得不于生命垂危之际，立年仅八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，令霍光、金日磾、上官桀、桑弘羊、田千秋五位大臣鼎力辅佐。
武帝之死仅仅过了六年，朝廷召集了各地贤良、文学，“问民所疾苦”。六十多位基层儒生痛斥武帝政治，他们认为：武帝即位后，开疆拓土，用兵四夷，劳民伤财；随后引发财政危机，“兴利之臣”应运而生，为朝廷开辟财源；然而“兴利”活动搅乱民生，造成社会动荡，武帝于是起用酷吏，以严刑峻法镇压百姓。
以桑弘羊为首的公卿极力为汉武帝辩护。桑弘羊是武帝亲信，他不可能认为开边、兴利有任何错误。这场会议看得见的成果仅仅是罢除关内铁官及酒类专卖。
正史记载，汉武帝晚年曾颁布《轮台诏》，公开承认错误，宣称“当今务在禁苛暴，止擅赋，力本农”。很多人认为，这是汉武帝晚年悔过、改弦更张的标志。事实上，武帝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，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，让百姓喘上一口气。武帝去世当年，听闻长安监狱有天子气，就将里面的犯人，不论罪过轻重，一律处决。这些屠杀正是酷吏政治的继续。如果武帝真的悔过了，盐铁会议根本没有召开的必要。
盐铁会议是在另一个权臣霍光的授意下进行的，但这并不意味霍光与桑弘羊之间有多大的政见分歧。正如历史反复上演的那样，靠近权力中心的人为争夺或维持皇帝的恩宠，往往相互猜忌争斗，甚至你死我活地厮杀，难以构成一个稳定的集团。
武帝托孤没多久，金日磾便去世。田千秋只求明哲保身，对政务不肯多言。此后，霍光与上官桀、桑弘羊之间展开了权力角逐。上官桀本是霍光的姻亲，昭帝即位后，每当霍光休沐时，上官桀“辄入代光决事”。兴许是体验到了权力的快感，上官桀的野心开始膨胀。他联合昭帝的姐姐鄂邑长公主，册立自己的孙女为皇后。另一边，七十多岁的桑弘羊为自己的后辈谋官，屡屡被霍光拒绝，从而产生了怨恨。最后，两人合作，弹劾霍光，甚至还要推翻信任霍光的汉昭帝，结果双双毙命。
霍光未能专政之前，行政颇为宽仁，又是减田租，又是息马政，又是发动盐铁会议。匈奴屡屡进犯，霍光只是采取有限的反击。
元凤三年（前78），匈奴击乌桓。应是疲竭的民力得到了恢复，霍光“欲发兵邀击之”。护军都尉赵充国表示反对，他认为蛮夷自相攻击，本是好事，主动出兵，乃是招惹生事。霍光不听，派遣范明友率军出辽东，临行前告诫明友，“兵不空出”，如果追不上匈奴，便击乌桓。匈奴听闻汉朝出兵，果断撤退，范明友改击乌桓，取得大胜。
此事之后，“开边”的风气刮回了朝堂。宣帝本始二年（前72），朝廷派遣田广明、范明友、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十六万余骑兵，辅以乌孙五万骑兵，共击匈奴。就人数而言，出征将士超过了元狩四年卫青、霍去病的远征；从里程上看，各路出塞二千余里，可谓是深入漠北。这不正是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高呼的“一举则匈奴震惧，中外释备”吗？
然而，这次远征的结果出人意料。匈奴听闻汉兵大出，不敢迎击，四处逃散，五路汉军鲜有斩获，反倒是乌孙骑兵获三万九千余级，抢得各种牲畜七十余万头。
既然要“开边”，便不可能废“兴利”。因此，哪怕贤良、文学攻击盐铁、均输等最力盛鹏优配，霍光基本沿用不改。
“开边”“兴利”皆存，民生不可能好，严刑峻法也不能免。霍光诛杀桑弘羊之后，桑弘羊之子桑迁逃跑，曾在父亲旧下属侯史吴家中留宿。后来，桑迁被捕后处死，侯史吴自首入狱。适逢大赦，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都认为侯史吴罪过不大，赦免其罪。但有人认为侯史吴是包藏谋反者，乃重罪，不能赦，顺便弹劾王平与徐仁。徐仁是丞相田千秋女婿，因此田千秋多次为侯史吴开脱，还召九卿、博士讨论此案。众人畏惧霍光威严，认为侯史吴不能赦。
此时，田千秋的相位岌岌可危，稍有不慎，又要发生一场血案。霍光幕僚杜延年劝说道，百姓多言治狱严苛，官吏残忍毒辣，今天丞相所议又是狱事，如果这事也连及丞相，恐不合众心，一旦流言四起，将军恐怕会丧失名誉于天下。最后，霍光没有动田千秋，却将王平与徐仁二人处死。
既然汉武帝的事业还在继续，那么盐铁会议上疾呼的儒生注定得不到重用。霍去病的孙子霍山曾回忆道：“诸儒生多窭人子，远客饥寒，喜妄说狂言，不避忌讳，大将军（霍光）常雠之。”这才是霍光内心深处的真正态度，与桑弘羊对贤良、文学的讥讽如出一辙。
参加盐铁会议的儒生大多埋没无闻，唯一一个在历史上留下确凿印迹的贤良是魏相，他在汉昭帝时一度升为河南太守，后被霍光找机会下狱，遇到大赦被放出来，直到宣帝朝才迎来转机。
霍光诛杀上官桀之后，为加强戒备，要求拜访者露出身体，除去武器，接受搜身，并由两个侍卫挟持进见。儒生萧望之前来拜访，不肯受此摆布，自行出阁，说：“不愿见。”霍光知道后，吩咐侍卫不要为难。萧望之来到霍光面前，劝诫道，现在来见您的士子都要如此对待，这恐怕不是周公吐脯之礼节。后来，有大臣推举一些名气很大的儒生，霍光唯独不任用萧望之。
萧望之言及周公，颇有深意。汉武帝托孤时，曾对霍光说：“立少子，君行周公之事。”可是，“周公”又怎么会将儒生拒之门外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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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大事。然而，后世长期掌握话语霸权的儒生，在西汉前中期只是皇帝蓄养的“俳优”，只有少数人通过献媚的方式接近了权力核心。
武帝统治期间，共有12位丞相。其中3人属于外戚或刘姓皇族，6人属于高官或开国功臣后代。另外三人的身世就没有那么显赫了。一个是李蔡（李广堂弟），以军功起家。一个是田千秋，曾为高寝郎，供奉高祖陵寝，凭借一纸奏章，提升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。
第三个就是儒生公孙弘。他算是真正的平步青云，60岁通过察举制进入政坛，70岁第二次担任博士，77岁拜相。
这样的故事并没有在武帝朝再次上演，纵横官场主要看的是父辈、军功和财富。同为官场底层，刀笔吏也要比儒生更容易升迁。
《史记•儒林列传》记载，公孙弘曾向汉武帝提议，为政者要用礼乐教化百姓，应大力招纳博士弟子，通晓一种经学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，成绩优异者可为郎中。武帝同意，“自此以来，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”。
然而，现实与司马迁的结论大相径庭。武帝一朝，仅有兒宽一人通过太学入仕，担任掌故，后官至御史大夫。细究起来，兒宽完成学业后获得廷尉史之职，并不受重用，被派去北地管理畜牧多年。后来，兒宽的上司张汤看中他起草奏章的能力，将其举荐给汉武帝，兒宽才得到升迁。一个人如果只靠自己在经书上的学识，恐怕难以在官场上走得很远。仕宦成功靠的是人脉和行政能力，而非教育背景，太学只是一张极为普通的入场券。
不难想象，有些人读了《儒林列传》，兴奋地走入官场，期待着一个光辉的未来，结果却要面对惨烈的竞争、权贵的俯视，四处碰壁，一生蹉跎。但恰恰因为这样的历史叙述，使得广大儒生拥有成为一个群体的可能，只要他们合力奋斗，确实能够实现《史记》里描述的美好画面。
儒生向来不团结。公孙弘排挤另一位大儒董仲舒，董仲舒则指责他“从谀”。一次，董仲舒写了一篇《灾异之记》，宣扬天降灾异是给君主警示，主父偃将其偷走，然后呈给汉武帝。当时恰逢辽东高庙发生火灾，武帝大怒，让学者讨论这篇文章，众人都表示此文暗含讽刺意味。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在不知道作者是谁的情况下，公开说作者“下愚”。于是，董仲舒被判死罪，后被赦免。——可见，所谓孔子门徒并无儒家的意识，一心想着如何讨好君王。
《史记》里的美好愿景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。武帝晚年发生了一件大事——巫蛊之祸，朝廷迎来了高层大洗牌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。我们不妨来列举高层被杀者：丞相公孙贺、太仆公孙敬声、京兆尹于己衍、丞相刘屈氂、贰师将军李广利、御史大夫商丘成、太常郦终根、大鸿胪戴仁……此外，还有11位不在朝任职的侯爵被处死。
一场巫蛊大戏，杀得血流成河，但等到烽烟散尽，已是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。昭宣时代，越来越多出身普通的人进入高层，新的精英占据了金字塔顶端。
最早的赢家是霍光。他欲维持自己的权势，不能光靠铁腕，也需要合法性，而儒学经典里有数不清的成例可以为其辩护。始元五年（前82），有人假冒卫太子，来到皇宫北阙。京城一时人心浮动，围观者多达数万人。京兆尹隽不疑到来之后，立刻逮捕此人。有人说，此人是不是卫太子尚未可知，先等等看吧。隽不疑援引《春秋》，说太子得罪先帝，逃亡在外而没有接受处死，乃是罪人。霍光听闻后，非常赞赏隽不疑，说道：“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。”
汉昭帝去世后，霍光拥立昌邑王刘贺。刘贺不愿做傀儡，霍光只能想办法将其废黜。一日，儒生夏侯胜拦住了刘贺车驾，劝谏道：“天久阴而不雨，臣下有谋上者。陛下出欲何之？”但刘贺竟然感受不到周遭的危险，也理解不了夏侯胜话外的提醒之意，只是将其斥为“妖言”，并将夏侯胜逮捕治罪。此事令霍光大惊，“益重经术士”。
不过，观霍光的用人，儒生基本上不占优势，高层中尤其少儒生。汉昭帝统治的13年间，只有一位儒生进入高层官员之列。
废刘贺后，霍光立刘病已为皇帝，是为汉宣帝。刘病已是卫太子之孙，因巫蛊之祸下狱。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，武帝下令将狱中所有人犯一律处死，使者到了监狱，却发现大门紧闭。廷尉右监丙吉拒不开门，说：“皇曾孙在，他人亡辜死者犹不可，况亲曾孙乎？”武帝听此言，竟然醒悟，宣布大赦天下。霍光废刘贺后，丙吉赞扬刘病已，称其“通经术，有美材，行安而节和”，是第一位公开建言刘病已继承皇位的大臣。
当高层不断援引儒家经典为自己造势，大批的儒生自然而然进入官场。再加之汉宣帝生长于民间，朝中毫无势力，只能仰仗一些出身卑微的人。因此，宣帝统治的25年间，有12位儒生成为朝廷重臣。
霍光死后，霍氏未倒，但儒生开始酝酿反击。时任御史大夫的魏相先声夺人，主张对霍氏子孙要“损夺其权，破散阴谋”。之后，魏相又指控说，尚书官员竟然可以先皇帝一步阅奏章，如果奏章的内容不当，就搁置起来不上报，这番言论直指领尚书事霍山。宣帝听从魏相的建议，削夺了霍家的权柄。
地节三年（前67），萧望之上书，借京师下大雹子一事，控诉“大臣任政，一姓擅势”。萧望之上书后，“岁中三迁，官至二千石”。
地节四年（前66），魏相升为丞相，“尽变异大将军时法令，以公田赋与贫民，发扬大将军过失”，使得霍氏对他又怨又惧，最终铤而走险，企图谋逆，结果事败被族诛。
自战国以来，儒生便开始拥抱世界的剧变。对于君民关系，他们要比百姓多一些想象力：庶民无法自我管理，因此要分贵贱，君主由此而生。同时，他们十分追求秩序：皇帝虽凌驾于众人之上，却大不过王道正义。这就是儒生的信条。
然而，多年被压抑的历史让儒生们愈发确定一件事：大多数皇帝都是庸人，英明之主凤毛麟角。要实现王道，皇帝必须亲贤臣、远小人。
等到他们真正取得权势，便会把皇帝的身侧变成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，容不得私情的存在。本质而言，就是儒生群体想要垄断皇帝身侧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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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宣帝不是一个守文的皇帝。
史书上说，“宣帝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”，太子（即元帝）认为他“持刑太深”，劝他“用儒生”，宣帝勃然大怒道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”话语中充斥着对腐儒的反感。说完，宣帝不由得感慨：“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”这几乎是汉武帝与卫太子关系的翻版。不同的是，武帝晚年不惜兴大狱以易储，宣帝虽动过这样的念头，却没有付诸行动。
宣帝初即位时，想要为汉武帝歌功颂德，准备设“庙乐”。群臣纷纷附和，独有儒生夏侯胜表示反对。他说：“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，然多杀士众，竭民财力，奢泰亡度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物故者半。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或人民相食，畜积至今未复。亡德泽于民，不宜为立庙乐。”最终，宣帝将夏侯胜下狱。
宣帝说自己“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”，恐怕是言不由衷之词。仅巫蛊之祸便株连数万人性命，自己作为皇曾孙，也险些丧命，汉武帝怎能称得上“躬履仁义”呢？然而，宣帝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，所作所为必然要服务于现实。抬高汉武帝的地位，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性，伸张衰落已久的皇权。
霍光死后，宣帝亲政，继续武帝的事业。地节二年（前68），宣帝派遣侍郎郑吉，发西域诸国兵万余人及屯田汉兵1500人，讨伐车师，将其降服。神爵二年（前60），匈奴日逐王带数万人向郑吉投降，郑吉率五万人马迎接，护送日逐王来到长安。后来，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，史书称“汉之号令班西域矣，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”。
甘露三年（前51），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，向汉朝称臣，“匈奴遂定”。汉武帝当年的期望大概也就是如此了。
另一边，儒生们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影响力。魏相与汉宣帝的恩主丙吉十分交好，他被霍光打压时，丙吉曾给他写信称，朝廷知道你的才干，将要起用你。魏相任御史大夫时，将萧望之收为下属，并举荐他做大行治礼丞。
萧望之熟读儒学经典，办事稳重，兼有论辩之才，宣帝认为他有当丞相的素质，决定考察一下他的能力，于是将萧望之左迁为左冯翊。萧望之觉得自己被贬了官，提出辞职，宣帝为安抚他，派人传口谕说，你之前担任平原太守的时间太短，所以让你在三辅试一试，并非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将你贬官。
宣帝治国有一个特点，特别喜欢提拔恪尽职守、政绩突出的官员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，其唯良二千石乎！”宣帝朝的重臣许多都有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。萧望之任左冯翊三年，京师人人称颂，随即升为大鸿胪。
良吏治国还有一个特例。精通律法的小吏黄霸曾支持夏侯胜，被牵连下狱。在狱中，黄霸想向夏侯胜学习经术，夏侯胜说自己犯了死罪，拒绝了。黄霸引用《论语》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夏侯胜颇为动容，于是教他学习《尚书》。后来，夏侯胜出狱做官，向宣帝举荐黄霸，宣帝便任命黄霸为扬州太守。黄霸历任扬州、颍川等地，政绩出色，为天下第一，可是只要在京师当官，就频频犯错。黄霸虽被提拔进高层，却落得一个“长于治民，不善为相”的名声。
以上种种史实说明，儒生要么通过政治投机崭露头角，要么凭借行政才能脱颖而出，一旦身居要职，便开始传播儒家学说，并为其他儒生提供政治便利。
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儒生其实不比“小人”高贵多少。他们是被统治的众生中的一员，却自视甚高；异口同声说着王道梦想，具体到个人，则广泛利用关系、谋求私情。希望超越帝国，又无法脱离其中，最后化作两千多年专制历史的养料。
魏相在担任宰相期间，努力向宣帝灌输一个道理：灾异与国家命运是息息相关的。他命令自己的下属，出差公干时，尽力收集各地的奇闻异事，比如贼寇作乱或风雨灾变。要知道，儒生掌握经典，也就是拥有灾异的解释权。理论上，老天的权柄越大，儒生的地位就越高。
魏相之后，丙吉继任丞相。他虽不是儒生，但热爱儒学。丙吉一次外出，遇到有人在街上斗殴，死伤横道，但他不闻不问。过了一会儿，遇到一个农夫，见其耕牛气喘吁吁，疲惫不堪，热得伸出了舌头。丙吉特地停下车子，派手下询问此牛在路上走了多久。下属不解，询问原因。丙吉回答道，百姓斗殴，有长安令、京兆尹来处理，我作为丞相只用考察他们的成绩；此时正值春天，牛却热得气喘吁吁，说明气候不符合节令，这是影响天下的大事，身为丞相，必须过问。——可以看出，灾异说已经在高层普及。
宣帝也非常吃这一套。他屡屡发布诏书，说自己不通儒家经典，昧于天道，使得阴阳失和。每当发生大灾异时，他都要让朝廷上下反思一番。西汉最早利用灾异改变政局的例子，就是儒生借自然灾害攻击霍氏家族，使其倒台。知识的力量或许真能改变政治的力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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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龙元年十二月（前48年1月），宣帝病重，诏命史高、萧望之、周堪共同辅佐太子。
汉元帝柔懦好儒，是一个守文的皇帝。萧望之、周堪皆师从夏侯胜，经术高深，且同为太子老师。另一个辅政大臣史高为外戚，与宦官弘恭、石显交好，与萧望之不对付。
萧望之作为儒生领袖，不遗余力提拔同侪，比如宗室刘向、侍中金敞。另一边，他的政治对手也在提拔儒生，以营造自己求贤若渴的形象，比如贡禹、匡衡、诸葛丰等人。这恐怕就是所谓的“齐王好紫衣，宫中无异色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”。两派虽然斗得火热，但从整体上看，儒生进入高层的机会大大增加了。
萧望之虽有帝师的身份，但毕竟不如宦官这般与皇帝亲近。他向汉元帝劝谏道，中书是百官之本，应由贤人担任。自从汉武帝游乐于后庭，才起用宦官。按古制，君王不应靠近刑余之人，应改为士人。汉元帝虽然好儒，但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，不可能平白无故远离亲近之人，因此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。
▲汉元帝画像。图源：网络
自董仲舒以来，王道的理想从未像此时这样真切。萧望之刚看见曙光，便不顾一切扑入其中，结果发现是炽热的火焰。他在地位尚不巩固的情况下，直接以一敌二，正面挑战外戚和宦官两大势力。烽火初现，胜败已分。
当时，有一个名叫郑朋的儒生，欲攀附萧望之，上书元帝，称史高派遣宾客扰乱地方，同时指出外戚史氏、许氏子弟的罪过。萧望之将其引为同党，而郑朋也极力诋毁外戚。后来，萧望之发现郑朋为人不正，与之绝交。郑朋的升官梦瞬间化成泡影，心生怨恨，改投外戚门下，并推诿自己的责任：“皆周堪、刘更生（刘向）教我，我关东人，何以知此？”
于是，石显等人指使郑朋和另一位被冷遇的待诏华龙，指控萧望之等人擅结朋党，攻击大臣，诽谤皇亲国戚。史书里说，汉元帝不知“召致廷尉”为下狱之意，同意了石显的请求，将萧望之、周堪、刘向三人下狱。事实上，汉元帝8岁就被立为太子，有天下名儒伴其左右，教授治国之道，即位之时，已经26岁，怎么可能不知道“召致廷尉”之意？更大的可能是，汉元帝被夹在师傅与外戚、宦官之间，两头皆有旧情，不愿做的太过，于是想出这个办法，为自己遮掩。
随后，汉元帝“弄清真相”，将萧望之赦免，并责问石显等人。石显等人不愿意萧望之复起，提议将萧望之革职，元帝同意了。
萧望之被罢免后，当年春季发生地震，夏季天有异象。元帝以此下诏，赐萧望之关内侯，加封为给事中。不久，刘向、周堪也回到了朝中。当年冬天又发生了地震，石显一党将灾异归于萧望之等人。刘向意识到形势不利，不得不冒险一击，向元帝解释说发生地震不是因为萧望之重返朝廷，而是弘恭图谋不轨所致。然而未能奏效，刘向再度入狱。同时，萧望之让其子上书为自己申辩。弘恭、石显知道萧望之性格刚直，于是向元帝报告，指责萧望之不知悔改，应该将其逮捕。果然，萧望之不肯受辱，饮鸩自杀。
萧望之的死似乎让元帝颇受触动，他提拔周堪为光禄勋，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。刘向以为自己重新被起用的机会到了，再度上书以灾异言事。元帝不听。这一年，夏天阴冷，日青无光，弘恭、石显之流怪罪于周堪等人，随后，周堪、张猛被贬职。三年后，宣帝庙门遭火灾，后又有日食，元帝认为自己先前错怪了周堪等人，便将他们召回朝堂。
在萧望之与石显两大阵营长达五年的政治斗争中，灾异说——这个由儒生创造的武器，从来没有打击过皇帝，却屡屡沦为朝堂两派政斗的制胜法宝。关于汉元帝的态度，历史记载颇有可疑之处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——他更加宠幸石显，而非萧望之。有人曾警告元帝，小人当道导致各种灾害层出不已，元帝则回答道:“不知也，如知，何故用之？”儒生眼中泾渭分明的贤臣小人，于皇帝而言没有任何分别。
知识从来都只是权力的奴仆，反过来也可以这样理解，知识群体的失败并非他们的理想错了，而是他们没有取得足够的权力。
建昭三年（前36），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与西域副校尉陈汤奉命出使西域。陈汤此人“喜奇功”，向甘延寿提议发动屯田官兵和乌孙士卒突袭匈奴，可建千载奇功。甘延寿欲上报朝廷，然后调兵。但陈汤认为，朝廷公卿看不见战机，必然反对奇袭，于是矫诏发兵，率四万人，突袭匈奴郅支单于。陈汤大军突至，匈奴难以抵抗，郅支单于最终战死。
郅支单于的首级运回了长安。陈汤上疏朝廷，请求将郅支单于的头颅挂在蛮夷居住的街道，警告他们：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”当朝大儒，同样也是丞相的匡衡表示反对，说郅支单于的头颅从西域运回长安，已经遍历各国，又根据《礼记》，春天是掩埋尸骨的时候，不宜悬首。
但在武官的据理力争下，最终还是悬首十日。
论功行赏时，匡衡、石显认为不该给陈汤、甘延寿封赏，理由是陈汤矫诏兴兵，所幸未出意外，若人人效仿，必为国家招来祸端。这番说辞有一定道理，但陈汤不费朝廷一兵一卒，建此奇功，如果不封赏，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就在此时，石显多年的政敌刘向上书为陈汤辩解。汉元帝借坡下驴，赦免其罪，予以封赏。之后，匡衡和石显又为难陈汤，企图削减封赏，最终陈汤只获得关内侯的爵位，官拜射声校尉。成帝即位后，匡衡再度发难，将其免官。一代英雄，最后竟到了论斩的地步，令人不胜唏嘘。
在此事中，石显与甘延寿有私怨，乃蓄意报复。而匡衡依附石显，加之本为儒生，反感战争和逾制之举，所以极力攻击陈汤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成帝即位后，匡衡眼见石显失势，立刻向皇帝列举其罪状，使其被罢免。
陈汤跌宕起伏的经历，恰恰折射出元成之世已是一个不同于武、宣的时代。如果他生在进取的年代，封侯不过是最微末的奖励。然而，在陈汤生活的时代，一种复古的、王道的社会愿景俘获了世人的心，“开边”“兴利”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
吊诡的是，这群高举着理想主义大旗的儒生，变得越来越功利，不断卷入外戚、宦官、佞幸之间的斗争，歇斯底里地争夺着皇帝身边的那个位置。
朝堂内外，关中关东，私情逐渐侵蚀汉朝统治，帝国秩序难以为继。世人一面忧惧着末日降临，一面热情地迎接“再受命”，最终迎来了一个“怪物”——王莽。
强光之下，反而显得幽暗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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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苏镇：《春秋与汉道》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
蔡亮：《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》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0年
杨勇：《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 ——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，2016年第2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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